中级经济基础辅导:中国财政支出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政支出快速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特别是随着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财政支出结构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不断调整优化。
(一)财政支出总量快速增长、支出结构有所调整
我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政支出也相应地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全国财政支出从1978年的112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9575亿元，1979—2010年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4.7%。财政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随着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日益深化，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不断加强，各项改革的推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宏观调控的加强等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快速增长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在财政支出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优化。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加强，政府对经济管理逐步从过去的直接和微观管理向间接和宏观管理转变。与此相适应，财政支出的重点也逐步由经济建设向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转变。主要表现：一是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逐步从一般性生产经营领域退出，转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能源、交通、原材料、农业等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产业；二是财政对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与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和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区域的投入增长较快，有力地支持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的实施。
(二)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财政制度饱受诟病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承担的资源配置职能范围过广、比例过大，干扰了市场的运行，而政府应当承担的再分配功能则相应地受到了挤压。体现在财政支出结构上，表现为：①购买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长期偏大，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处于较低的水平；②相对于消费性支出而言，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近年来虽然略有下降趋势，但仍徘徊在较高的水平上；③社会性支出的比重近年来虽有上升，但仍有待进一步增加数量和改善质量。
1.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
目前中国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总额中的约70%以上为购买性支出，明显高于发达国家45.2%的水平，更高于发展中国家61.5%的水平。转移性支出虽有上升趋势，达到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25%，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仍然低于发达国家35.4%的水平。从动态角度看，1994年以来至“十一五”时期，中国财政购买性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转移性支出比重则缓慢上升。在大多数年份里，购买性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是负增长的，而转移性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表现为正增长。这说明转移性支出的绝对增长快于购买性支出的绝对增长，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在缩小。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一系列重大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快了二者差距缩小的进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支出的再分配功能在不断强化，体现出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开始偏离资源配置，而更加关注分配公平的问题；同时，这也表明“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支出结构方面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虽然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相比之下，由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拥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安全网，对转移性支出的要求也相应比较高。不过，依其传统不同，那些历史上更多地依靠政府来提供社会福利的国家，典型的如欧洲福利国家，其转移性支出的比重最大。1995--2009年期间，欧盟15国的转移性支出平均为其财政预算支出的45%。其中，主要的几个“大政府”国家中，转移性支出比例最高的是德国，约为60%，最低的西班牙也接近40%。转型国家转移性支出的水平整体上低于高福利的发达国家，但其中加入欧盟的主要转型国家的转移性支出基本上界于30%～45%之间。除此之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那些“小政府”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其转移性支出比重相对较低。如，美国为30%略高，韩国介于10%一20%之间。
可以说，“十一五”时期之前，中国转移性支出比重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那些“小政府”国家的一般水平相当；进入“十一五”时期以后开始有所提高，但距离高福利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差距尚远，甚至未达到作为欧盟成员国的主要转型经济体的一般水平。这表明中国尚未建立起高水准的福利制度，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公共化进程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从横向比较看，可得出两点启示：一方面，我们要记取高福利国家为其福利制度所累而导致债务危机的前车之鉴，应当谨慎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体系；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大力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更好地适应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发展变化需要，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
2.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
目前中国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中，投资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的比例约为40：60，因而推定中国政府性投资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约为20%。这个比重不仅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普遍高于中东欧转型经济体。欧盟15国的政府性投资占预算支出比重多年来一直稳定在8%左右，其中大多数国家低于这一水平。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政府投资性支出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虽然目前普遍地高于欧盟15国的水平，但总体上低于中国的水平。作为“小政府”典型代表的美国，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15%～20%的水平上；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曾高达20%以上，目前保持在5%～10%的区间上。通过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近年来虽略有下降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上。
3.社会性支出与一般公共支出
从中国按功能分类的财政支出结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从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观察，还是从占GDP的比重观察，中国财政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维护建设的支出，总体上都远高于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农业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当然，“重经济发展和基建投资、轻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这种传统支出结构，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的提出和贯彻实施，正在逐步得到改变。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上的偏离，即重视经济服务(特别是经济建设事务)和一般公共服务，而忽视社会性支出的现状，是造成中国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30余年之后，社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人民福利改善最大的制约因素。因此，“十二五”时期财政支出结构向“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加大社会事业投入，加快社会建设步伐，任重道远。